党的十九大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绘就了新时代“三农”事业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近年来，盐城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努力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盐城路径，全市农业农村工作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蝉联省2021年度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设区市综合排名第一等次。我尝试根据城乡关系将地区分类，对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一、盐城市城乡关系的现状和乡村治理的重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充分了解当前我市城乡关系的现状和重点问题。既要让乡村振兴战略契合当前的城乡关系、破解重点问题，又要引导城乡关系的发展向有利于乡村振兴的方向演进。
从功能视角来对当前中国城乡关系实践形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进行分类，分别是吸附型、融合型和并立型城乡关系。其中，上海地区是吸附型城乡关系的典型代表，珠三角、苏南地区主要表现为融合型城乡关系，中西部地区以并立型城乡关系为主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域下，城乡分离及城乡差别的存在虽然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存在，但城乡发展的最终趋向是均衡协调，这就为城乡关系的重构提供了宝贵启示。打造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新时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一步，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则是现阶段我国城乡差别存在的重要体现，要重塑城乡关系，必须打破二元结构，不断创造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能性。
在吸附型城乡关系中，乡村经济表现为都市农业性、乡村空间表现为城市休闲性、乡村治理逻辑表现为突出的城市嵌入性。都市农业主要依托城市、服务城市、适应城市发展要求，即农业主要是为了满足该地区城市居住群体的消费需求，起着“粮袋子”和“菜篮子”的保障性功能。乡村空间为了满足城市市民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方面的需求，同时也是寄托从农村流入城市、完成城市化农民的乡愁之地。乡村治理主要围绕城市对乡村的需求展开，高度嵌入于城市的需求体系之中。在以上海地区为代表的吸附型城乡关系实践类型中，城市表现出对乡村极强的吸附能力，乡村不具有独立于城市的自主性。这类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市市区、县城的周边少数乡村，发展蔬菜大棚、农业观光旅游（草莓园、桑葚园、桃园、无花果园等等）满足城市需要，带动自身发展。乡村治理的重点是使农业满足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
融合型城乡关系具体表现为城乡经济的趋同性、城乡空间界限的模糊性以及城乡治理逻辑的统一性等三大基本特征。城乡经济的趋同性表现为乡村经济的去农化和工商化。这种类型的乡村空间已经成为一个类似于城市的各项功能齐全完备的综合性实体，集非农经济生产、现代化生活消费和娱乐休闲功能于一体。当地乡村治理的核心任务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改善村庄投资环境，二是完善各类工商服务。这类乡村主要以工业为其经济基础，而农业不仅能满足自身需求，还有产业化、标准化的发展趋势，经济上具有相对于城市的独立性，功能上与城市的各类产业存在强弱不同的互补性。我市各乡镇的发展模式大多适用于这种关系，当然更多的是具备融合型城乡关系的雏形。这类乡村一方面着重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各类工商业服务、改善投资环境。在实现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经营的同时，有方向、有计划地吸引各类资金到乡镇兴办工业企业。
在并立型城乡关系下，乡村经济呈现出相当的自主性，城乡空间界限清晰，乡村治理逻辑具有相对于城市治理逻辑的独立性。在这类关系中，乡村经济仍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服务于农民生活保障以及农民增收。土地收入不仅是农户家计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担着农村老人养老等社会功能。处于这类关系中的乡村空间仍带有浓厚的乡土性，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起很大作用。城乡空间界限的清晰性指的是城乡居民遵循不同的行事规则。城市空间是陌生社会，遵循现代契约规则。乡村空间是熟人社会，遵循乡土公共规则。一般来说，并立型城乡关系下的乡村治理事务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农业生产服务事务；二是农民紧密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调解事务。这两类治理事务都深植于以小农生产为主导的乡土社会中。
用上述方法进行分类，我市大多数地区符合融合型城乡关系、少部分地区符合吸附型城乡关系、不存在符合并立型城乡关系地区。从长期来看，为满足人的终极需要，城乡最终会走向各类资源的融合和再分配，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城乡融合、吸附的形式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同时存在，递进发展。因此，微观层面看，实现乡村振兴的途径不可能唯一，而宏观层面要满足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需要，就要立足于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建立合理的体制机制，引导资源有序流动。
二、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几点建议
（一）构建乡村产业发展新机制。乡村发展需要产业带动，只有产业兴旺了，乡村才能聚拢人气、带动就业。李平星、陈雯、孙伟在论文《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中采用定量化价值评价方法，研究县域尺度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差异，揭示了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地域多功能特征明显，工业发展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乡村要振兴，首先还是要发展工业产业。国际上，不少知名跨国公司总部都设在小镇上。而我国产业都在向大中城市聚集，许多县城缺乏产业支撑，大多数乡村只有种养环节，加工、流通等都到了城市。应始终坚持把促进县城或中心城镇产业发展作为重点，明确相关扶持政策，改善农村营商环境，引导适合农村的产业向乡村布局，把就业、效益、收入更多留在农村。要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挖掘乡村的多重价值，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二）建立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机制。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人才的流动取决于待遇、教育医疗条件、生活环境的舒适度等等，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待遇，只要产业兴、经济兴，就不愁吸引不了优秀的人才扎根农村。既要大力培养本土人才，重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乡村实用人才，引导本土人才的良性发展，又要吸引外来人才，将先进经验“为我所用”，搭建乡村建设志愿服务平台，建立城市专业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鼓励各类人员返乡下乡创业创新、投身乡村振兴。
（三）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机制。城乡差距大，最直观、农民反映最强烈的是城乡人居环境、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差大。目前我市已经实现行政村村内道路硬化，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但是农民因病致贫、农村“脏乱差”现象仍时有存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制度接轨的基础上提高农村标准，让农民“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同时要加大宣传示范，逐渐培养农民维护家园的主人翁意识。
（四）构建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动中，完成农村厕所、垃圾和污水“三大革命”，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要保证农村社会治理的全面开展，维持现有制度和设施运转，就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多元投入格局。公共财政应进一步提高对农业农村的支出，落实县域内金融机构的存款主要用于乡村的政策，引导工商资本等社会资金助力乡村振兴。